那男孩是隔壁楼的，十一二岁，书包带子松垮地挂在胳膊肘上。老周走过去，没说话，也蹲了下来。蚂蚁们正慌乱地搬运着白色的卵粒，男孩戳一下，它们就散开，过一会儿又聚拢。老周从口袋里摸出一块被体温焐软了的糖，递给男孩。男孩没接，只是问：“它们认得回家的路吗？”老周想了想，说：“认得，它们留下的气味，比我们记路的本事牢靠。”男孩抬起头，眼睛在路灯下亮了一下，又垂下，继续用树枝在地上划着。老周忽然觉得，这蹲着的姿势，这沉默的问答，比他在广场上放过的任何一首歌都更像教育。
第二天傍晚，老周照例提前半小时来到广场。他看见那个男孩坐在花坛边上，手里捧着一本皱巴巴的《昆虫记》。男孩没抬头，但老周知道他在等自己。老周没有走过去，只是把音响的音量调低了一格，让那些老歌的旋律变得柔软些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在乡下教书，班里有个孩子总在课桌上刻字，刻的都是些看不懂的符号。他没收了那把小刀，却没有责骂，只是放了一本《山海经》在孩子的桌上。后来那孩子成了考古队的，每年清明都会给他寄一张从遗址拍的照片。
音乐响起来的时候，老周看见男孩合上了书，目光追着几个跳得最欢的老人。那些老人的脚步并不整齐，甚至有些踉跄，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种认真的神情，仿佛在做一件天大的事。老周忽然明白，教育从来不只是发生在教室里。就像此刻，他每天傍晚把音响搬出来，把音量调到恰到好处，让那些疲惫的、孤独的、欢喜的人都聚到这方寸之地，随着节奏摆动身体。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，教人如何把日子过出响声。
男孩终于站起来，走到音响旁边，好奇地摸了摸那个旋钮。老周没有阻止他，只是用手掌护住电线，怕他绊倒。男孩拧动旋钮，音量猛地变大，舞步乱了，几个老人笑着回头看了一眼。男孩赶紧拧回去，脸涨得通红。老周拍拍他的肩，说：“声音这东西，大了就吵，小了就闷，得慢慢找那个刚刚好的地方。”男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像是记住了什么比课本更重要的道理。
天彻底黑了，广场舞散场。老周照旧收拾音响，男孩没有走，蹲在旁边看着他。老周把铁皮箱的搭扣扣好，忽然说：“明天我教你认几个旋钮，以后你帮我调音量。”男孩的眼睛亮起来，像一颗被擦亮的石子。老周提着箱子往家走，没有回头，但他知道，身后那个小小的影子会跟着他走很长一段路。路灯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一个大人，一个孩子，中间隔着一箱沉甸甸的声音。那声音里装着的，不只是歌曲，还有某个人用半辈子攒下的、关于如何对待这个世界的分寸。
